赵万鑫, 张广翔 丨冷战、核军备竞赛与苏联核中心的活动——以核研究与核部署为中心

冷战史研究

冷战、核军备竞赛与苏联核中心的活动

——以核研究与核部署为中心

文/赵万鑫, 张广翔 

摘要：冷战时期，为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美苏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核中心”是苏联研制核武器，同美国展开核竞赛的科技中坚，代表了苏联核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作为苏联制定对美核战略的军事技术基础，这些地理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却在国家安全和高层战略上与莫斯科休戚与共。“核中心”在核研究与核部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它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后的活动也映射出1960—1970年代美苏核安全关系从“核缓和”到“核平衡”的嬗变过程。循此微观层面的科技史视角加以考察，美苏冷战与核军备竞赛的历史昭示出，冲突和对抗无法为国家治理赢得荣名，只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共享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关键词: 冷战；核武器；核计划；核军备竞赛；苏联核中心

赵万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目

录

一 从“核计划”到“核竞赛”：

核研究的视角

二 从“导弹差距”到“导弹危机”：

核部署之争

三 从“核缓和”到“核平衡”：

核中心的新发展

结　　语

核武器是影响战后和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因素，以核竞赛为代表的军备竞赛成为冷战最突出的表现。1949年8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苏核军备竞赛由兹而始。苏联驻美大使（1962—1986）多勃雷宁（А.Ф.Добрынин）甚至认为，军备（主要是核军备）控制问题构成了战后苏美关系的核心。如果说美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抢在纳粹德国之前占得先机，那么苏联研制核武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破美国核垄断，维持战略均势。1945年苏联“核计划”的出台是一项“历史的合力”推动的结果，是苏联政治决策、军事需要和科技实力共同促成的产物。这种科技实力，主要是指核科学技术，尤其是其军事应用—核武器。为满足军事需要，不断提高其综合性能和战术技术性能，核武器的物理研究（以下简称核研究）与投入现役（以下简称核部署）均需要支持其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基础—“核中心”的参与。核中心（ЯЦ）即核武器科学研究中心，包括1946年在萨罗夫建立的第11设计院（КБ—11）和1954年建于斯涅任斯克的第1011研究所（НИИ—1011），是苏联为解决国防、科学与国民经济的复杂任务设立的重要科研机构，苏联各型核武器和热核武器都由兹诞生。库尔恰托夫（И.В.Курчатов）、哈里顿（Ю.Б.Харитон）和萨哈罗夫（А.Д.Сахаров）等著名原子科学家均曾在此长期工作。核中心代表了苏联核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与其他类型科技相比，核与太空科技所引发的人类社会变革是空前的，也最有可能把人类社会引向未知的风险领域。”譬如，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即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核竞赛中的一次直接的核对抗。

冷战结束以来，俄国学界对苏联核中心的既有研究较为充分，国内学界尚无专论出现。而作为美苏“核缓和”与“核平衡”之间的一个重要科技推手，尤其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后，苏联核中心的活动与美苏核安全关系的嬗变之间的关系还需深入探究。本文从冷战与核军备竞赛视域下的军事科技史角度切入，主要利用苏联解密档案，参考资料汇编和原子科学家回忆录，拟以核研究与核部署为中心，考察核中心在美苏核竞赛中的活动、作用和影响，冀为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新的历史解释和历史书写方式，谨以拙文就教于方家。

一 从“核计划”到“核竞赛”：核研究的视角

1945—1953年，苏联核计划这一“大科学项目”的成功实施，堪称“曼哈顿计划”之后“制度化战时科技”（Institutionalised war- science）的又一大史诗级工程。由于核武器的重大战略性质和美国的核垄断，苏联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建设一整套本土核工业，用于研发核技术和生产核武器。1946年4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2号实验室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核计划史上第一座核中心—第11设计院的成立，从此原子弹研制的相关工作开始进入快车道，1949年8月，苏联即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关于第11设计院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已有专论和学位论文述及，以下主要考察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苏联核武器研制情况及同美国的核竞赛，尤以苏联第二座核中心—第1011研究所的核研究工作为重点。

1953年是苏联核计划史上的收官之年。6月26日，贝利亚（Л.П.Берия）下台后，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撤销专门委员会，成立中型机械制造部，下辖第一、三管理总局。8月12日，随着第一颗氢弹“РДС—6C”的爆炸，苏联核研究取得了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性进步，但美苏之间关于研制核武器的较量却成为了旷日持久、剑拔弩张的核竞赛。是年6—8月，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马雷舍夫（В.А.Малышев）和塔斯社负责人帕尔古诺夫（Н.Г.Пальгунов）多次向接管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Г.М.Маленков）汇报美国研制氢弹信息及苏联的进展情况，这无疑对苏联的核研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然而，若要给苏军装备最新的热核武器，必须大幅扩大核中心的科学和设计基础。

1954年3月，亚历山德罗夫（А.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等原子科学家就第11设计院现状和发展前景致函马雷舍夫，建议为应对各型核武器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核中心的效率在未来2—3年内应当提高2—3倍。尽管对如何解决该问题仍存争议，但主流意见依然是另建一座核中心。对于政府而言，为提高研发新型核武器的效率需要引入一定的“竞争机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一旦与“潜在敌人”发生军事冲突，那么两座核中心的设置亦能确保核研究工作的“稳定开展”。此外，新建核中心也可为一些原子科学家实现其新思路和新方案开辟道路。鉴于当时苏联只是初步打破美国的核垄断，还远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战略，此时主流的军事战略依然是利用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抵消美国的核威慑与核讹诈。这是核中心第一次作为军事技术基地被纳入国家战略工程的通盘考量。在综合考虑区位布局、工业基础和经济社会条件等并进行了一系列前期论证准备工作后，7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建设中型机械制造部第1011研究所》的决议，决定在距离第11设计院1200公里的乌拉尔山以东—车里雅宾斯克州林木繁茂、湖沼纵横又人烟稀少的卡斯利地区营建新址，并比照第11设计院的规格建设配套设施，苏联第二座核中心由兹诞生。

1955年3月，新机构的组织建设开始进行。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中型机械制造部418厂厂长瓦西里耶夫（Д.Е.Васильев）改任第1011研究所所长，抽调第11设计院的肖尔金（К.И.Щелкин）和扎巴巴辛（Е.И.Забабахин）分别担任第1011研究所的学术指导兼总设计师和学术副指导兼理论部主任；另有350名骨干科研人员被分配到新机构承担科研和实验设计工作。到1960年5月，第1011研究所各类设施的占地面积高达8.5万平方米，周边还修建了家属区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甚至发展成一座约有2万人口的新城—斯涅任斯克。

第1011研究所从草创之日起即投入大规模的研发工作。1957—1958年，由该所设计的核弹进行了14次机载式试爆，其中有一型试验弹成为苏联核武库首枚列装的氢弹，据此共生产了2枚航空核炸弹、1枚巡航核导弹和1枚潜射弹道导弹。1950年代末，第1011研究所在研发、生产和实验基础方面，已经堪称一座庞大的“核武器基地”。1958年，为表彰第1011研究所在“改进核武器”方面的杰出功勋，肖尔金等被授予列宁勋章。与此同时，国家并未停止对第11设计院的投入。如，1954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就发布了一份1954年实验设计和科研工作计划的保障措施，包括为其新建科研基础设施、提供各类仪器设备、补录更多后备人才等。1955年11月22日，第一颗两级氢弹“РДС—37”试验成功，为此后诸如“Р—7”洲际战略导弹、“Р—12”中程战略导弹、图—16和伊尔—28重型轰炸机等装备的热核装药奠定了基础。⑯俄国学者古巴列夫（В.С.Губарев）在拜访核中心时曾将同时位于乌拉尔地区的第1011研究所、马可耶夫（В.П.Макеев）领导的385导弹设计局和谢米哈托夫（С.Н.Семихатов）领导的626自动化特别设计局称为“原子一条龙”（“ядерный дракон”），来形容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核中心的“双驱”模式也形成了良性竞争机制。据一位核中心专家介绍，第1011研究所主要与海军综合体合作，第11设计院则与“导弹制造商”打交道，不过，有时两家都会设法“抢”到订单。这位专家还不无骄傲地宣称，苏军所有海基核弹头、航空炸弹均由第1011研究所设计，其拥有的热核装置纯度甚至高达99.85%。到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苏联已经建成了一套庞大的核工业体系，各部门拥有100多家企业和研究机构，员工总数高达100万人，能够自主生产各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苏联在整个1950年代同美国的核竞赛中依然处于追赶状态，这在1960年代初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暴露无遗，也使赫鲁晓夫试图以“非对称手段”谋求对美战略优势的政策遇挫。据统计，1950年代中期美国拥有1200多架轰炸机，可向苏联领土发射2000多枚核弹头。而1955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批准生产的原子弹、热核弹及导弹核弹头的数量分别仅为125枚、8枚和25枚。

不过，在美苏两国同时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防止核扩散、削减核武器和停止无限制的军备竞赛便成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1958年3月，苏美相继宣布暂停核试验。然而，由于苏联政府在决策时未征求核专家的意见，导致一系列重要工程面临流产，同时又因担心核武器技术再度落后，故于“核试验暂停期”内的1958年9月进行了21次航空核试验。这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部分核禁试条约》也迟至1963年8月才正式签订。为推动核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961年2月，第1011研究所1号设计局（КБ—1）成立了第12科学试验部（НИО—12），专事核装药测试与研究工作。1961—1989年，在该部门参与下，第1011研究所在新地岛和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的坑道和钻孔工事中，共进行了159次军事目的核试验和90次和平目的核试验。尤其是和平目的核试验在冷战后期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军用核技术民用化的一大亮点。

此外，为了在战备状态下维持核潜力，必须配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如：试验场、储存库、载具基地等。1957年10月的“斯普特尼克事件”，苏联依靠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在同美国的核竞赛中扳回一城—率先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使西方阵营陷入前所未有的安全恐慌，社会主义阵营的号召力空前增强，也使战略核导弹技术成为美苏角逐的另一大焦点。

二 从“导弹差距”到“导弹危机”:核部署之争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核国家，美国从核武器问世起就努力以核威胁作为外交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最初的“核外交”努力收效甚微。1950年6月，将89件不携带核弹头的核武器元件装备给驻英战略空军，拉开了美国海外核部署的序幕。1953—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大力发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美国开始迈出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的步伐。与此同时，美国在战后初期逐步形成了以战略空军（SAC）、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海基潜射弹道导弹（SLBM）为代表的“三位一体”（Triad）战略核力量。当时，航空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唯一的核武器载体类型。然而，它在防空方面的脆弱性、较慢的速度和有限的射程也需要其他运载工具的补充，弹道导弹凭借其高载荷、高速度、全球射程及高精度，成为美国核打击能力的强大支柱。

在战略空军方面，美国第一种核武器运载工具是波音（“Boeing”）公司开发的B—29轰炸机，1945年8月曾搭载原子弹对日本进行核打击。1947年，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CAK）部署了148架该型飞机。B—52系列是1950年代最强大的战略轰炸机，1955—1962年共生产了744架，被编成22个战略轰炸机联队部署在36个空军基地。1959年开始服役的B—52G型，航程达到14000公里，1958—1961年共生产了193架，大部分甚至服役到1995年初。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开发则比苏联更曲折。1957年6月，8枚“阿特拉斯—A”型弹道导弹测试有6枚以失败告终。1959年9月，液体推进型的“阿特拉斯—D型”开始服役，到1961年5月共部署了30枚。几乎同时开始测试的“泰坦—1”型洲际弹道导弹于1962年开始服役，在5个空军基地中共部署了54枚。1964年1月，54枚更强大的“泰坦—2”型投入战斗值班。美国海基战略核力量则主要由“北极星”（Pilaris）、“海神”（Triton）和“三叉戟”（Trident）系列的6种潜射弹道导弹组成。1950年代后期，美国为维持对苏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除在本土外，还在加拿大、英国、格陵兰岛、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及近东地区大规模部署战略和战术核武器，逐步形成对苏核包围态势。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命令由战略空军司令部负责制定首个美军诸军种协同核作战计划“SIOP—62”，标志着“大规模报复”战略逐渐走向巅峰。

195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核技术的进步与核部署的加快，美苏核军备竞赛除了致力于改进及增加核弹头储备外，核运载工具的竞争开始成为双方角力的焦点。为抗衡美国核威胁，扭转核劣势地位，1954—1964年赫鲁晓夫奉行大力发展导弹部队的“导弹核战略”，加大对洲际弹道导弹的资源投入。同时，核中心也加紧研制各型核武器和设计多用途核装药，为该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考虑到研发与维护成本，当局决定减少对发展远程战略空军的投入，因为它无法突破美国的防空系统。生产弹道导弹则更便宜，此外还可以挂载核弹头。1956年2月2日，“P—5M”导弹试验成功，向距离发射场1190公里的试验地点发射了核装置，使苏联领导人愈发坚信导弹武器的前景和优势。1959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成立苏联武装力量火箭部队。不过，在“导弹核武器决定一切”的思想指导下，赫鲁晓夫开始大举裁撤海空军，停建大型军舰，甚至撤销了陆军总司令部。

苏联在现代火箭技术和航天飞行技术方面起步很早，俄国“宇航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К.Э.Циолковский）早在1903年就首次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大型液体火箭进入太空的技术可行性。20世纪20—40年代初，美、德等国在开发火箭武器方面不断取得进展。1946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决定组建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马林科夫任主席。副主席兼装备部长乌斯季诺夫（Д.Ф. Устинов）奉命领导开发弹道导弹。乌氏极富远见地延揽了科罗廖夫（С.П.Королев）、扬格利（М.К.Янкель）、伊萨耶夫（А.М.Исаев）和格鲁什科（В.П.Глушко）等天才设计师。作为科技密集型产品，弹道导弹的开发生产需要大量不同技术专业的设计师和科学家及数百家企业合作完成。例如，1961年，在科罗廖夫任首席设计师的第一特别设计局中，共有6970名员工，其中包括5207名工程技术人员和958名工人，以及其他辅助人员。据估计，制造一种类型的导弹需要涉及各行各业约300家企业。1960年，在工业化程度更高的美国，就有多达900家不同的制造和设计公司参加了一次导弹样品的制造，全美共有75家大型企业和5000家附属公司专门从事导弹生产。在苏联，根据俄国学者西蒙诺夫（H.C.Симонов）统计，1955—1965年当局对120座导弹工厂进行了重建和重新装配，包括扩充产能或改建设施，其中约70座工厂生产了地面设备，整个行业雇用了多达35万名工人。到1965年初，大约有10万名研究人员供职于65个实验设计局和研究机构从事导弹技术的研究。

在大规模投入下，1957—1962年，苏联导弹制造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当时研发出了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主要型号：科罗廖夫设计的“P—7”和扬格利 设计的“P—16”，还出现了第一套潜射弹道导弹系统。1960年开始建造中型和洲际导弹的井式发射阵地。尤其是1957年10月4日，基于“P—7”技术的实验运载火箭，搭载着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I号”从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升空，使整个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安全恐慌中。这次“技术珍珠港事件”甚至在美国民众和政府官员中引发了美苏之间存在“导弹差距”的广泛争论，成为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一个月后，“斯普特尼克II号”再次发射成功，与紧随其后的美国“先锋号”发射失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也佐证了同年8月苏联宣布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真实性。不过，虽然在一段时期内，美国在导弹技术，甚至是战略核技术的某些方面落后于苏联，然而鉴于美国在轰炸机、核弹头、制导技术和潜射弹道导弹等战略核技术方面的领先，尤其是美国在接近苏联的西欧和远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核部署的事实，所谓的“导弹差距”并不足以扭转美苏之间的军事战略态势。

然而，短暂的技术赶超却被赫鲁晓夫渲染成了“攻守之势异也”的战略转折点。他宣称：“现在是敌人自己害怕得发抖。由于我们有了导弹，我们可以把核弹运载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目标。美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再也避免不了我们的反击了。”因为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所带来的安全与和平，“美国借助欧洲盟友可以毫不费力地介入欧洲事务，并且在苏联势力范围的周边地带形成威胁区和辐射带。”因此，苏联开始“以核制核”地应对美国的核部署。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加勒比海地区这一美国原本平静的“后院”成为苏联谋求同美国形成“战略均势”，解决自身核劣势问题的突破口。

众所周知，苏联决定在古巴建设中程导弹基地并部署核武器是引发“导弹危机”的直接原因。据赫鲁晓夫等的回忆录披露，他是在1962年4—5月间提出要向古巴运送导弹的。苏联的行动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这使两国几乎走到核战争的边缘。那么，赫鲁晓夫在做出该决策之前，是否了解过苏联核力量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向核中心领导人征求意见呢？据古巴列夫考证，赫鲁晓夫很早就对“核问题”感兴趣，他不满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同事提供的信息，曾要求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А.Н.Несмеянов）提供有关“超级炸弹”（即氢弹）的资料，而且还曾给“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打电话求证美国报刊涉核信息的真实性。这说明，赫鲁晓夫虽然不像核计划前领导人贝利亚那样了解核问题，但也绝非一无所知。但是，其回忆录却无法证明，他在决定向古巴运送导弹之前对国内核力量有过全面了解。事实上，1961年，美苏两国的核武库规模差距明显：美国拥有156枚洲际弹道导弹、144枚潜射核弹头和1300架战略轰炸机；苏联只有44枚洲际弹道导弹和144架重型轰炸机。另据苏联物理学家费奥克季斯托夫（Л.П.Феоктистов）院士回忆，赫鲁晓夫仅在1961年10月，组织高达5000万吨TNT当量的“РДС—202”（又称“沙皇炸弹”）核试验前，才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过有核专家参与的最高级别会议，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可见，起码在赫鲁晓夫时代，核中心除开展核研究和参与核部署外，并未充分发挥其资政职能，这种状况在导弹危机后才得到改观，尤其是军用核技术的民用化方面。

三 从“核缓和”到“核平衡”:核中心的新发展

经历了导弹危机的严峻对峙，美苏冷战在相互核威慑基础上开创了对话与对抗并存的“核缓和”时期。然而，“进行冷战，实际上也是准备热战。”只有在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出现使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核威慑失效后，才有可能遏制战争的发生。随着“核缓和”的继续，从“后危机”到1970年代初，核中心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研制新型战略核武器。导弹危机中的妥协和退却暴露出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与核运载工具方面的诸多短板。到1964年至198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几乎倾其所有，终于在1970年代初达到了核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地步，并且大大加强了常规力量，尤其是远洋海军和洲际空运能力。1960年11月，第1011研究所调整了管理架构，肖尔金的原职被一分为三：学术指导、核装药总设计师（1号设计局）和核弹头总设计师（2号设计局）。这一时期，预包装技术、固体推进剂与多弹头技术成为新一代战略核导弹的主要进展。使用液体火箭发动机的“Р—36”、“УР—100У”、“Р—100У”导弹和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РТ—2”和“РТ—2П”导弹是苏联第二代战略导弹的代表型号。其中，586特别设计局研制的“Р—36”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主要针对美国“民兵”系列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政治经济中心等重要战略目标，1967年7月列装，共部署了260枚，占全苏洲际弹道导弹的23%。采用固体推进剂的“РТ—2”型洲际弹道导弹由科罗廖夫设计，1968年12月入役，但只部署了60枚。到1970年代初，带多弹头的改进型“УР—100К”、“УР—100У”和“Р—36П”等开始列装部署，占到全苏洲际导弹的62%。其中，1972年开始服役的“УР—100К”洲际弹道导弹由切洛梅机械设计制造局设计，是苏联第一种用于杀伤平面目标的集束式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根据1966年7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为表彰其在研制和生产新型核武器及成功完成1959—1965年工作计划中的业绩，第1011研究所被授予列宁勋章。随着战略火箭军（РВСН）的正式成立，苏联的核武库规模也逐渐扩张，随着导弹核武器的迅速发展，苏联开始奉行积极进攻的“无限制火箭核战争战略”（СНРВ）。1963—1972年担任战略火箭军总司令的克雷洛夫（Н.И.Крылов）元帅甚至认为，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局势。在战略导弹问世之后，空间因素已失去意义，地理上无法进入的概念已从军事术语中永远消失了。另据美国官方研判，在推演中的核战争初期，苏联有能力向美国的战略目标发射263枚核导弹，足以摧毁71个大城市，消灭50%的人口，仅死亡人数就将达到5300万人。此外，在“平衡海军”理论指导下，苏联海军将武器装备革新与核工业和导弹工业深度结合，大力发展潜艇和重型导弹舰，创造了“饱和攻击”战术，最终形成了对美国海军的不对称优势。1972年，苏联战略火箭军人数达到27万人，苏联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达到1398个，美国为1054个。到1978年，苏联在核武库规模上超过了美国，苏美之比为25393∶24243，美苏双方拥有的战略进攻武器数量达到对等状态，考虑到反导防御系统的部署，事实上任何一方在战略核力量上都没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双方开始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第二，和平利用原子能。核能是满足能源供应、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之一。1960年代初，哈里顿和扎巴巴辛分别提请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斯拉夫斯基（Е.П.Славский），有必要开展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和平目的核爆炸研究，得到后者支持。当时，用于建造港口、运河和水库的喷射爆炸被视为和平用途核爆炸“最有希望”的应用领域。1965年，第11设计院为在巴什基尔的格拉切夫斯科耶油田的石油增效设计了专用炸药，这是苏联第一次开展和平目的核爆炸，1988年第1011研究所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壳进行深度地震探测设计的核装置则是苏联最后一次大规模和平目的核爆炸。在核电利用方面，1954年6月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奥布宁斯克核电站正式启用，装机容量达5兆瓦，标志着苏联具备了基于各种类型反应堆快速发展核电的技术能力。20世纪60—90年代，分别装有“БИ—600”、“ВВЕР—440”、“РБМК—1000”等各型反应堆机组的贝洛亚尔斯克、新沃罗涅日、列宁格勒、库尔斯克和加里宁格勒等地的核电站先后建成运行。其中，1977年建成使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同样采用四台先进的“РБМК—1000”（即大功率压力管式反应堆）型机组，是乌克兰第一座、也是当时全苏规模最大的核电站。此外，空间反应堆技术可以为航空航天发动机提供热能和动力来源，在科学考察方面还建造了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在核医疗方面开始生产低浓缩铀及各种稳定同位素。

第三，培养核人才。在“后危机”时代，人才政策史成为透视苏联核计划和美苏科技冷战相关问题的重要视角，尤其是作为核时代的缔造者和军备竞赛的亲历者，原子科学家在研制核武器中的作用及其对军备竞赛的间接影响，是理解科技发展与冷战进程关系的重要线索。以第1011研究所为例，自核中心成立以来，对高素质核科研人才的需求一直存在，管理层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培养。为弥补人才缺口，突破核武器“分包商”的部门壁垒，中型机械制造部加大了对核中心科学、技术和基础研究潜力的建设。1959年，第1011研究所成立了研究生院，开始自主培养专业核人才。尤其是在核计划人才政策支持下，核中心的人才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在人才数量、专业素质、职级和年资梯队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效。据统计，第1011研究所拥有受过中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员，1955年430人，1965年2808人，1975年5778人，1985年7397人。拥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博士和副博士学历、教授和高级研究员等职称人员1965年为319人，1975年为553人，1985年达721人。

在“后危机”时代，核中心在研制新型战略核武器上持续发力，到1970年代后期已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上双双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核均势”的出现标志着“核平衡”时代的到来。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美苏开始谈判缔结一系列核军控与核裁军条约，为美苏管控冲突，避免核战争，维护大国核垄断及防止核污染、核扩散等共同利益提供了法理依据。但无论是核军控与核裁军，无不是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强大战略核力量而达成的妥协；从“相互确保摧毁”向“相互确保生存”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过渡，使美苏两国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不断降低，直至可能在实际上被排除，都仰赖核中心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持。由此，和平利用原子能与培养核人才又进一步促进了苏联核潜力的稳步增长，使其在冷战时期对美核态势上立于不败之地，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

结    论

冷战时期，核军备竞赛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核中心的科研试验活动为苏联核武器的研制、打破美国核垄断及对美核军备竞赛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这些地理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却在国家安全和高层战略上与莫斯科休戚与共，是维护苏联国家安全和形成美苏核平衡的战略基石。此外，在促进科技进步与成果转化、专业人才培养、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也发挥了独特作用。

关于核武器在冷战中的作用，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J.L.Gaddis）指出，核武器的效用在于不实战使用。随着核克制的传统逐渐形成，“军事机构的目的已经从赢得战争转变为避免战争”。俄国学者科尔多布斯基（А.Б.Колдобский）则认为，人类社会与核武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高度辩证”的。尽管人们对回答“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是变得更危险还是更安全，更动荡还是更稳定？”的问题依然感到彷徨，但不可否认的是，核武器几乎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战争逻辑，导致超级大国事实上的“行为谨慎规制”的产生，避免核战争成为双方的共同利益，客观上维护了世界和平。曾参与苏联核武器研制的费奥克季斯托夫院士也反思道：“俄罗斯的伟大不在于坦克和炸弹，而在于其经济和人民的福祉，在于其文化和科学。认为发展新的武器系统可以推进基础和应用科学的研究，最有效地揭开自然界的神秘面纱，并加强我们的技术力量的神话已经破灭。历史证明，情况恰恰相反。”1991年，联盟国家的解体与核军工综合体之间产生了一种异化和吊诡的关系，也可称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被核武器保护的对象——苏维埃国家先行崩溃消失了，而用于保卫国家的核武器却被俄罗斯联邦继承，成为其在后冷战时期维持大国地位的战略基石。

综上，冷战时期苏联核中心的活动与美苏核竞赛的历史经验也昭示出，决定国家发展前途和竞争成败的内因是国家治理能力，冲突和对抗无法为国家治理和人民福祉赢得荣名，对内稳定社会和对外和平共处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正途。只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共享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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